近兩年來，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在佛菩薩聖誕日到來之前總會在《聯合早報》等報章媒體上刊登廣告，提醒大家“以護生代替放生”、“以素食代替放生”。一段時間下來，得到很多信眾的理解和支援。
當然，對於我們的倡議不以為然者亦有之，持懷疑態度者亦有之，反對者亦有之。對於一項行之千百年的傳統行為的改變，人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意見和看法，這都很正常。在此，我認為有必要對目前的“放生市場”和放生行為進行分析，並理性、客觀地告訴大家，在當今社會環境下、在新加坡我們提倡以護生和素食代替放生的原因。
佛家自古都有好生之德，佛教徒在佛菩薩聖誕日舉行放生儀式是兩千多年來佛教形成的優良傳統之一，並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放生”行為本身也凸顯了一種積極的生態觀、自然觀，有著注重動物權益、維護動物福利的積極道德意義。但是，隨著放生隊伍的不斷壯大、放生人數的大量增加、放生頻率的日益密集，量變引發了質變，堪稱“道德”行為的放生，卻產生了事與願違的“不道德”的“殺生”後果，“好心幹壞事”，著實是一件令人尷尬又值得深思的事。
為什麼要放生
說到放生，人們總以為是佛教特有的傳統，大多數人的觀念中，佛家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最根本的一條便是不殺生，並且還要放生，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佛教俗語更是家喻戶曉。佛教的《梵網經》中也可讀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這樣的經文，這其實是告訴我們，不殺生、放生的主要目的是培養我們的慈悲心。
其實，道家的重要典籍《列子·說符篇》中也有放生的記載：邯鄲的老百姓在正月初一向簡子獻上斑鳩，簡子很高興，豐厚地獎賞他們。幕僚問他為什麼這樣做，簡子說：“正月初一放生，顯示對動物的恩澤。”
儘管佛道兩家的放生行為建立的理論基礎不同，但是同樣都表達出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對養育人類的自然的感激之情，也對人類自身道德行為提出規範和要求，尤其是漢傳大乘佛教已經把放生設定在體現戒律精神和慈悲心、菩薩行的高度上。當然，在西方文明中，也不乏類似的思想。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得（Immanuel Kant）曾說：“人類如果不想窒息自己的情感，則人必須要以仁心對待動物，因為對動物殘忍的人對人也會變得殘忍。我們可以從人對待動物的態度上來判斷他的心。”
放生的現狀
放生本來是一樁功德無量的好事，但是在缺乏指導、缺乏對動物基本生存條件的認知、缺乏科學的放生知識的情況下，一味地追求形式、追求功德、甚至追求熱鬧，我們很多人的放生反而變成殺生。而與此同時，放生市場不斷擴大和放生活動的規律化也直接催生了放生行為的商業化。
任何一個市場的關係如果簡單地說，其實是供與求的關係，有人需要鳥來放生，便有人使盡一切手段去捉鳥。由放生而捕捉，再放生而再捕捉導致的惡性迴圈，使得今天的放生活動百病叢生，積弊難除。其實，這種情形在《列子·說符篇》中記載的那個小故事中也早已提到了。簡子說正月初一放生是尊重生命，示以恩德。但他的幕僚卻說：“老百姓知道你要放生，所以爭著捕捉它們，因捕捉而殺死的動物就更多了。你如果想要它們存活，不如禁止老百姓捕獵。捕捉來了再放生，好處還不如壞處多呢！”
在今天，由於大規模的放生活動日益增多，放生這種本來神聖的行為便不可避免地和商業行為搭上了關係。
在新加坡，尤其是在衛塞節及佛菩薩聖誕日前後，全國上下各個寺院庵堂幾乎都有規模不小的放生活動，大批量的放生需要大批量的購買，大批量的購買需要大批量的供應，大批量的供應需要大批量的捕撈，奇貨可居，甚至此時各種水產動物的價格也隨之上漲。於是有些團體甚至在衛塞節前半月，甚至前一個月就給水產類或鳥類供應商預定了要放生的禽鳥魚鱉等動物，任由他們再下訂單或雇人去捕撈，只等佛菩薩聖誕日時舉行“放生”儀式。我想問問諸位，這樣的放生活動還有意義嗎？
當放生的弊端逐漸暴露後，有人把矛頭指向商人，責備他們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但是，商人逐利，何錯之有？反躬自問，難道我們自身，尤其是喜好“放生一族”的佛教徒自己難道沒有錯誤嗎？
除了放生活動的日益商業化外，更讓人詬病的是對所放動物生活習性、生活環境以及生活能力的漠視。常常出現的情形是：放生時敲敲打打、熱熱鬧鬧，放生後不久便屍橫遍野或屍橫遍江河湖海。
不久前，我們坐漁船去海上撒骨灰，當船家得知我們是居士林的修行者時，便對著我大發牢騷。他非常贊同居士林提倡的“新放生主義”，沒別的原因，他說跑海上幾十年，看了太多放生變殺生的悲劇。尤其是近幾年來有些人經常帶領信徒舉行放生活動，而他們經常把淡水魚放進大海裏，把淺水處生活的螺螄丟進深海裏，把沼澤龜和山龜也放進海裏，每次告訴放生的帶領人這樣做不對，他們卻置若罔聞，而他們的放生隊伍一離開，海面上便白花花地飄著一大片死魚。老人家最後說，他現在懶得說了，“就讓他們造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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