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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向來有佛教第二祖國之稱，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後，經歷代高僧的貢獻發揚，先後成立大小乘宗派，在學術的發展上，可說是史前無例的。佛教在中國除了它本身有著特殊的成就外，它對儒道二家亦直接給予壯大的影響。道家在形式與內容上多模仿，而儒家更是盡量吸收其思想精義，以致產生宋明新儒學。可惜晚清以來，外護失勢，內弘無力；加之洪秀全所唱的太平天國，因在宗教上信奉上帝教，故對寺廟佛像，實行了徹底破壞的政策。後來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建立共和，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佛教因而獲得了保障。隨後太虛大師、楊仁山、歐陽竟無等高僧大德，起而辦僧教育，培養住持佛教，弘揚佛法之人才，中國佛教方從邊緣復蘇過來。
以下略述影響當今佛教之相關六十年中即清末民初以後的佛教慨況：
一、 中國佛教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正是中國佛教從腐化墮落階段，脫胎換骨走向新生、有為的時期。此可分作三個時期來談：
1. 舊式時代的中國佛教
民國以來，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不斷倡導新佛化運動，創辦學校，推行新僧教育，發行佛刊，努力於社會宣傳佛教。可是，直到民國二十五年為止，並未收到任何實效，僧俗弟子們依然思想停留在消極，腐化的階段裡，認為“僧徒居必蘭若，行必頭陀”，“參預世事，違反佛制”。此乃主張出家僧徒必須住深山窮谷，與草木同朽，應與國家社會人群脫節的強大觀念。
2. 抗戰時期的中國佛教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由舊趨新的一個轉戾點。從這一年中，中國佛教風氣開始轉變，步上新的機運。
此時因中、日兩國入於全面戰爭狀態，太虛大師號召佛弟子們群起救亡，共赴國難，當戰爭烽火燃燒之時，全國各地佛教僧青年，應虛大師的號召，將身心性命奉獻給國家民族，為爭取自由而奮鬥，表現大乘佛教積極入世的精神。即時成立了“上海救護隊”與“佛教醫院”，療治負傷將士；以及“難民收容所”，照應三千多個難民之飯食及醫藥，一直到上海滄陷後才解散。
於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虛大師中風舊疾復發，中國佛教頓失重心。
3. 反共時期
抗戰勝利，國土重光，經過八年的長期戰亂，中國佛教方期重建之時，不幸內戰又開始，共產黨徒談談打打，拖了三年多的歲月。在那三年當中，國事建國大業受到阻礙，佛教重建及僧徒情緒，餒糜不振，大家精神都寄望在「和談」上，希望國共和談成功。
到了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整個大陸滄陷，佛教僧徒逃亡，有的追隨政府到台灣，有的奔往香港或遠飄海外，因而保留中國佛教一絲慧命，佛種不致完全斷滅。逃出來的僧眾，只是衣缽隨身，但求得能活命，有飯吃有棲身之處，別無其他想。初期奔到台灣的一群義僧，被警憲當作游民看待，關進拘留所，其處境之慘，可想而知！
二、 台灣佛教
那時，大陸赴台的僧眾，尚未與當地佛教界取得聯系，一直到了民國四十一年（1952年），台灣佛教才正式有領導機構，寺僧才有了保障，但政府不太重視佛教。一個宗教，它的本身健全，固然是重大要素，可是，也還要得到政府的擁護與支持，否則就不容易發展，甚至趨於衰敗滄落。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們佛教，如何能夠得到政府的擁護支持呢？那必須要我們僧眾發奮，不斷有所施為，而且是對國家社會人群有所貢獻。無疑地，當時抗戰延續的反共局面，一切作為，都要配合當前的反共國策，佛教在這種空氣之下，自也不能例外，對外的弘化工作，必須與政治扣緊，才能順利達成。
從民國四十二年（1953年），台灣佛教每年都有“傳戒”和啟建法會，因為這些活動是佛教內部的事，所以佛教面對社會上，一直是沉寂著。十多年內，自由中國佛教的文化工作，台灣倒是做得很好，這是唯一可取的地方。除了由大陸遷台佛教權威雜志《海潮音》之外，先後出版有《人生》、《中國佛教》、《獅子吼》、《慧矩》等佛刊，其姿態風格不一樣。除此，還辦有好幾種大專獎學金。至於佛教教育，其姿態風格不一樣。除此，還辦有好幾種大專獎學金。至於佛教教育，亦辦有好幾所佛教學校，如福嚴及其他佛學院。其最蓬勃的事業，那應是修建道場了。
三、 大馬佛教
大馬佛教的發展，可說遠在法顯法師由天竺取經歸國，途經印尼之爪哇、馬六甲，曾大弘法化。佛教從那時已有了，後因被回教傳入，代替了佛教地位。而迄今爪哇、馬六甲尚存佛教古跡。近六十年中，乃先有太虛大師率團南來訪問，後有圓瑛法師開壇傳戒，繼有轉道而過的法師等陸續興辦道場，接著是慈航法師長駐弘法，法航法師到處講學，竺摩法師創辦佛教教育。
大馬佛教有今天的成就，是從過去此些僧眾的用心，改過去一般人士對佛教誤視為迷信的污點，領導佛教在社會占有實際的地位，至使法義在群眾中生了根，信徒日漸增多，引起了廣泛的化導作用，這些都是前人所立下的基礎。當今，大馬佛教的風格，亦是過去中國佛教所未得到的成就。
在一九六六年期間，大馬佛教面臨廟多僧少，若以百廟一僧來比對，僧人亦不夠分配。原來這 多寺廟，住的多數是在家齋姑，少數為尼師。有關佛教命脈的僧寶，呈現了前面有去，後繼無人之致命打擊，往後的二至三十年當中，僧寶是一片“真空”狀態。一九八五年以後至今，僧青年逐步增多，由於中間之斷程，故北傳佛教僧團之教育，大多與台灣佛教之學習，離不開關系。
中國佛教以往的艱難歲月，是因有太虛大師作為我們的盾牌和長城。無疑地，佛教能保持今日這個局面，是仰仗了前人的余蔭，我們應該不忘前人的辛苦，應該踏著前人的足跡前進，內修外行，方能維系佛教於不墜，佛法亦能發揚光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