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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扶南時期的佛教

時間:2009-08-20 00:52:30  來源:中國佛教圖書網  作者:淨海法師 點擊:

第一章 扶南時期的佛教
  (公元1世紀頃∼550年)
  第一節 國土與民族
  柬埔寨(Cambodia,Kambuja)在公元1世紀時即已建國,漢時稱“扶南”,隋及唐初稱“真腊”,中唐時稱“吉蔑”,元時稱“吉學智”(或甘孛智),明代萬歷以後稱“柬埔寨”,而柬干埔人則始終自稱“吉蔑”或“柬埔寨”。泰人、越人、華人稱其為“高棉”(Khmers),是“吉蔑”的轉音,西人則稱“柬埔寨”。大概“吉蔑”是指種族名,“柬埔寨”為國家名。(吉蔑之名,《舊唐書·真腊傳》(卷197):“南方人謂真腊國為吉蔑國。”《新唐書·真腊傳》(卷222下):“真腊亦曰吉蔑,本扶南屬國”。柬埔寨之名,元代周達觀著《真腊風土記》中說:“其國自稱甘孛智”。《明史·真腊傳》(卷三二四):“其國自甘孛智……萬歷(1573∼1619)改為柬埔寨。”按柬埔寨之原名,在柬埔寨本國中很早就采用,最初記錄此名稱的,為公元817年芽莊之一碑文。又公元十二世紀中葉,柬埔寨與斯裡蘭卡交通頻繁,《大史》中常用柬埔寨之稱。又按柬埔寨一名,出自梵語Kamboja。)
  柬埔寨建國近二千年,是東南亞最早的古國之一,有過輝煌的文化。一般歷史學者在多把柬埔寨的歷史劃分為四個時期:一、扶南時期,二、真腊時期,三、安哥時期,四、安哥以後時期。(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如將法國侵入柬埔寨開始殖民統治算起,中經1954年獨立至現在,列為近代時期,柬埔寨歷史則可劃分為五個時期。
  以上五個時期,柬埔寨的歷史連貫性及文化和相似性,是無可置疑的,但各個時期統治疆域的範圍,變動很大,有時地區頗廣,有時境域很小,都城也常設置在不同的地方。考古海陸空上證實,古代扶南文化遺址,大部分位於湄公河三角洲地帶,不全在今日的柬埔寨境內。(陳正祥:《真腊同土記的研究》,第9頁。)
  現在柬埔寨的疆土,位於印支半島南部,介於北回歸線與赤之間。其中與越南中部為界,西臨暹羅灣及泰國東部,南毗越南南部,弱與泰國東北及老撾西部接壤,經緯度為東經102.20度至107.42度,北緯10.50度至14.25度。全國總面積181,035平方千米。
  柬埔寨的人口,依1996年估計,是10,400,000人。柬埔寨的民族,主要是吉蔑族(Khmers)。他們淵源於古代印度的文荼族(Munda)、馬來族、波尼西亞族(Polynesians)進入柬埔寨後與土著民族之混合種。吉蔑人與下緬甸及泰國境內湄南河流域的居民孟族(Mons),在種族關系上很密切,似乎吉蔑族與孟族之間兩族的祖先,有一個時期在中印半島中部及西部存在過,後來泰族自中國邊境南徙,滲進兩國之間,迫使吉蔑人住在中印半島及泰國之中部,而孟族居西部。現在無法證明吉蔑人與越南人在血統上的關系。(1.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100頁。2.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第35-36頁;中譯《東南亞簡史》第37-38頁。)吉蔑人過去曾與越南的占婆族(Champa)及泰族不斷地發生戰爭,致使民族精華受到很大的損傷。
  關於吉蔑族的來源,歷史學者迄今尚未有確定的診斷,而一般認為,吉蔑族雖是外來移民,但很早就定居於現在柬埔寨境內,與當地土著混血而成。公元7世紀初,真腊王質多斯那(Citrasena)兼並扶南以後,原屬扶南各部的人就以吉蔑族人為中心,漸漸在血統、政治、文化上融成一個單一民族。因長期的血統雜及戰爭耗損,純粹的吉蔑族人已日漸減少。現在吉蔑族人占全國人口的80%,語言亦以吉蔑語為主。(除柬埔寨境內吉蔑族人之外,另在越南南方有吉蔑族人約40萬,在泰國東南,也有吉蔑族人約30萬,成為越、泰車的少數民族。)由於吉蔑族占人口絕大多數,所以柬埔寨在歷史上亦長期稱吉蔑族人,即我國所稱之高棉或高棉人。
  在柬埔寨境內,有20多個少數民族。其中泰族人,大多屬於老撾族,由老撾移人與泰國接壤的地區,也有不少泰南人雜居。占族為古代占婆國遺留種族。越族(Annan),多居住沿海,思想與習慣頗受中國文化影響。在柬埔寨的華僑及華裔,統計約50人,以福建及湖州籍人居多。首都金邊有址余萬華人。
  關於柬埔寨的古代歷史,本國記載非常缺乏。現在首先依憑的是中國史籍中的有關記錄,其次是柬埔寨已發殃的碑文及發掘出來的遺物。通過近代歷史學者對東南亞史的研究,經過整理和考訂,雖不能詳實,然已能對柬埔寨的歷史已有一個簡要的輪廓。
  古代東南亞各國,除越南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以外,其他國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包括宗教、語文、藝術、政治、哲學等,其中宗教文化方面的影響最為深遠。柬埔寨在古代東南亞是首先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國家之一。柬埔寨的語文,是從梵文、巴利語等改變而成,語言系統屬陵園吉蔑語(Mon-Khmer),和泰國及下緬甸的孟族人相近,都與印度的文荼語(Munda)有關,同屬澳亞語系(Austro-Asiatic group)。(山本達郎編:《東南亞細亞的宗教與政治》,第81頁。)印度的梵文,曾在古代的柬埔寨盛行,至少在王廷中被采用,這可由出土的梵文碑銘做有力的證明。
  第二節  扶南時期的佛教
  扶南(Funan)一名的起源,首見中國正史《三國志》卷60之呂岱傳。呂岱在公元3世紀上葉孫權時(公元222-252)為交、廣刺史,曾“遣人從事南宣國化,暨繳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三國志》卷60,即《吳志》卷15呂岱傳。)呂岱所遣派的使者,為從事朱應及中郎康泰二人。《三國志》雖未著錄二人之名,然《梁書》卷54有記此事說:“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泉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梁書》卷54,海南諸國傳總敘。考朱應撰有《扶南異物志》、早佚。康泰有《吳時外國傳》、《扶南土俗》、《扶南傳》、《(康泰)扶南記》、《吳時外國志》、《扶南土俗》、《扶南傳》、《(康泰)扶南記》,以上恐是同一書籍,而稱呼不同,早佚;然《隋書經籍記》及《唐書藝文志》,曾引用以上諸書之句。康泰為康居人(見《北平圖書館刊》第四卷第六號,向達撰《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同呂岱傳中所說,孫權於黃龍3年(公元231)召呂岱還,可證遣使之事,應在此前。(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發表於遠東博物院之校刊,馮承鈞譯,收在《史地叢考續編》。附錄一,認為遣使推為公元245-250之間,今有人考證其誤。)
  扶南的名稱,雖於3世紀上葉初見於中國正史,然依中國史籍及柬埔寨出土碑銘考訂,知扶南之建國,最遲不會晚於1世紀,(同上,第29頁。)只是到公元3世紀才與中國有外交關系。到了第3世紀至第6世紀中葉(從後漢末至南北朝終),扶南成為南海中稱霸的強大王國。
  扶南是音譯,出於柬埔寨語之Phnom,意思為“山”,經轉音讀為Funan,中譯扶南。根據印度及東南亞古代習俗,人們非常崇拜山岳,所有宗教建築聖地,都在高山上,表示神聖崇高。這種傳統,也使很多國王都加以“山嶺之王”的尊稱。Funam即是“山都”之義,以山為國號。(1.許雲樵著《南洋史》卷上,第10頁。2.杉本直治郎:《東南亞細亞研究Ⅰ》第400-401頁。又按艾莫涅(Aymonier)認為“夫南”之名,純為華語,取扶南之義。但有人考左三思三都賦中的吳都賦稱“扶南”;義淨《南海寄歸涔法傳》卷Phnom音譯。)
  關於扶南建國,《晉國》卷97“扶南傳”記:“扶南西去林邑(Lin-Ⅰ,即占婆Campa)三千余裡,在海大灣中(按指暹羅灣),其境廣袤三千裡,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發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獲。又好雕文刻鏤……文字有類於胡(胡指西域);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晉書》記混潰:《南齊書》、《梁書》、《南史》記混填;北宋《太平御覽》等引康泰《扶南土俗》則用混慎。伯希和比定,認為混填與Kaundinya對音是較正確的,見杉本直治郎著《東南亞細亞研究Ⅰ》,第343-344頁。)先事神,夢神賜之邑。葉柳率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泛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
  《梁書》卷五四扶南傳記載:“扶南國俗本裸體,身披發,不制衣裳。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曰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乘船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眾見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付者。柳葉大懼,舉眾降混填。混填乃教師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並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淨範蔓。盤盤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傍國,鹹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是昆、九稚、典孫等十余國,開地五六千裡。次當伐金鄰國。(屈都昆,略和屈都、都昆,即漢書地理志之都元,在今馬來半島。九稚應力九離之論,或位於半島西岸。典孫,亦作頓孫,史勒格(Schlegel)嘗考為面緬甸的Tenasserim。金鄰,亦作金潾或金陳,考即金地(Suvarnabhumi),位置未確定,或為現緬甸的直通,或為泰國的佛統。)蔓遇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為二千人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範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內……”
  從《晉書》及《梁書》記載,法國著稱名漢學家伯希和作《扶南考》,(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發表於遠東博物院之校刊,馮承鈞譯,收在《史地叢考續編》。)推定混填至扶南的時代,最晚不會遲於公元1世紀。伯希和並斷定混填一名,即是梵文憍陳如(Kaundinya)的對音,此名出於印度婆羅門種姓。按公元1世紀前後,印度人已漸東移,定居東南亞,其後東南亞各地便了一些印度化國家。混填(或(憍)陳如)至扶南為王,是為印度統東南亞及其文化影響最深遠之事。
  扶南早期的疆域,依考古學上所得證據,初於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南端,以移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帶,(遺址在大部分散於此),再後逐漸擴展到現在的柬埔寨和越南。《梁書·扶南傳》說:“在日南群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裡,在林邑西南三千余裡,城去海五百裡,有大江廣十裡,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千余裡,土地洿下而平博。”依學得考證,其中所說裡程固不足據,而方位可取。海西大灣即指暹羅灣,大江應指瀾滄江下游的湄公河,自西北流,東南入海。依柬埔寨馬德望省一出土碑銘說,最早的都城梵名為“毗名耶馱補羅”(Vyadhapura),意即“狩獵者之城”。《新唐書》卷二二二下扶南傳說:“治特牧城,俄為真腊所並,益南徒那城。”特牧城經學者考證即耶馱補羅,大約在現在的波羅勉首巴南附近。最後都城那城,梵文為“新城”(Navanagara)之義,在今安波利(Ankor Borei,可能為梵語Nagara-Puri的音訛)。不過關於古代扶南的位置及都城的居,有幾種不同說法,至今尚難確定。(1.扶南國的位置,杉本直治郎著《東南亞細亞史研究Ⅰ》,第3680-369頁,根據以前學者比較,有多種不同主張。2.許雲樵著《南洋史》,第73-74頁。)
  上引《晉書》及《梁書》扶南傳,說南有外國人,或南有徼國人“事鬼神者”混填,夢神賜弓,詣神祠,可證知混填來自印度婆羅門種姓,為婆羅門教徒。神祠即指婆羅門廟。但無法確定來自印度何地,可能為南印度人。混填至扶南為王,是印度人拓殖東南亞的萌芽時期。
  公元1世紀初,中印兩國交通和商業的聯系,已經非常頻繁,東南亞介兩國海上交通所經之地,深受中印兩大文化的熏染,印度移民直接帶給東南亞的宗教文化,影響最為深遠,而中國只是通過使節往還及經濟通商交流,影響大遜。
  在公元前,印度與東南來已有緊密的商業聯系,印度人對東南亞區域主具備了較多的認識。(關於印度人對東南亞的認識,在《羅摩衍那》(約完成於公元前二世紀,而最古部分於公元前六世紀)史詩中,即記有東南亞的地名“金銀島”(Yavadvipa),據學者與為爪哇及蘇門答 腊;另一地名為“金地”(Suvmadvipa)。)斯裡蘭卡《大史》記載,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派遣傳教師中,就有蘇那郁多羅兩位長老至“金地”傳教。公元後,印度移民開始大規模擁入東南亞,原因有二:一、商業活動,遠在紀元前,印度與地中海就建立了商業關系,印度人把東南亞出產的香料、共同金、寶石等,轉運到西方,賺取豐厚的財富。二、宣揚宗教。印度是一個宗教傳教傳統非常濃厚的國家,公元前一千多年雅利安人創立了婆羅門教;公元前六世紀又出現了佛教。古代印度至東南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他是虔誠的僧侶和教徒,他們背井離鄉,拓殖異域,具有不畏艱苦犧牲殉道的精神,熱忱宣揚宗教,印度文化由是遍布東南亞各國。印度的宗教隨移民傳入東南亞,先是婆羅門教,然後是佛教。
  混填至扶南為王,大約在公元1世紀下半葉,其繼承者諸王,傳至盤況年90余乃死,必為二世紀時人;其後三年,範蔓為王,約有半世紀之久;至朱應、康泰使扶南時,已是三世紀上半葉,為範旃或是範尋在位的年代。據《梁書》卷五四中天竺傳說:“吳時(公元222-280)扶南王範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關於“投拘利口”,列維(Levy)考為巴利語《彌蘭王問經》中的投拘利(Takola);但亦有考“投”作動詞用,“拘利”為地名,因《水經志》卷一引《扶南土俗》本作“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海邊數國,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裡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內。乃差陳、宋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雲雲。”據學者依中國史籍考證,康泰等奉使扶南,不會遲於公元231年,經歷國家眾多,為時甚久,得知範旃遣蘇物使天竺,及見東宋於扶南,而問天竺土俗,約在245年。伯希和推範旃在位之年,介於230至245年之間;範尋在位當不出240至289年之間。(1.伯希和《扶南考》,馮承鈞譯譯,收在《續史地叢考編》,第42頁。2.《南洋史》卷上,弟76頁。)
  自公元287-357年間,扶南似乎多年陷於混亂,中國史籍缺乏記載,關於宗教亦不得而知。但從當時東南亞其他國家片斷記載的佛教情形,以及山土的碑銘,可猜想有佛教的存在。例如吳赤烏十年(247),康僧會從交趾(現在的東京)來華;他是康居人,他的父親因與交趾貿易,由印度而移住交趾。後來康僧會於交趾出家,學習三藏。(靜谷正雄:《扶南佛教考》,第15頁。)《太平御覽》卷七八引康扶南土俗說::“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裡,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齋日,魚肉不得入國。”林陽國位置,有人考為緬甸勃朗,或緬甸中部;亦有人說或是現在泰國的邦德。(許雲樵:《南洋史》卷上,第92頁及216頁。)在福康村(Vocanch ,今越南芽莊地區)出土古代林邑(192年建國)的梵文碑銘(200-250頃),為佛教文件,字體屬於南印度的一種,暗示室利摩羅(Sri Mara)是當時佛教的護法者,梵語文為宮庭通用語文。芽莊在一個時期是占婆的國土,但也有人認為室利摩羅隸屬扶南。(1.D.G.E.Hall: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27頁。2.《扶南佛教考》,第15頁。)
  扶南王名每冠以範姓,如範師蔓、範旃、範尋,學者考為梵文跋摩Varman一字略音,為當時南印度若干統治者之王號,後亦為東南來若干王朝所采用。
  扶南國開始全部印度化,是在公元四世紀末及五世紀初。公元357年,扶南王竺旃,曾向中國奉表獻馴像。竺旃檀王或無嗣,歿年地可考。約五四扶南傳說:“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六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如心悅,南方盤盤(Pranpuri)。扶南人聞之,舉國欣載,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盤盤國是當時暹羅灣附近的印度化國家之一,憍陳如是來自印度的婆羅門,在盤盤宮庭中很在勢力,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到達扶南為王,至此扶南愈加印度化了,且提倡信仰婆羅門教。
  憍陳如的後裔,有持梨跋摩曾於公元434、435、348年,遣使向中國獻貢。越南南圻發一碑文記載:求那跋摩(Gun! avarman)王謹獻與印度神毗濕奴(印度三大神之一的守護神)之靈廟者據考此求那跋摩確是憍陳如的後裔,治國約於公元五世紀中葉或稍後。(姚M、許鈺編譯:《古代南洋史地叢考》,第139頁。)
  《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記載:“宋末、扶南王姓憍陳如,名闍耶跋摩(Jayavarman),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Nagasena)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達扶南。”其後,闍耶跋摩王於永明二年(484)遣天竺道人釋伽仙向中國上表,文說:“臣前遺使齎雜物行廣州貿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壓臣貨物,並那伽仙私財。具孫其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對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眾曾殷集,法事日盛……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為使上表,問訊奉貢。”又說:“……謹附那伽仙並其伴口具啟聞,伏願愍所啟。並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芽塔二軀……”
  那伽仙到了建康(今南京),《南齊書·扶南傳》有說:“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大自在)天神,神常降於摩耽山,山氣恆暖,草木不落其上。”《梁書》卷五四扶南傳說:“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國睥,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
  由以上引文,可知當時扶南信奉印度摶去的婆羅門教,崇拜大自在天神,《梁書》所說,即是摩醯首羅天神及其侍者之像,婆羅門教被定為國教。但我們也應注意,當時扶南業已奉行佛教,因表文為一位出家人所齎呈,文中多言佛法之意,交且又獻貢佛坐像一軀,白檀佛像一軀,佛教牙塔二軀,這都可證明那時扶南有佛教的存在。
  再從其他文獻記載,也可證明當時扶南有佛教信仰,但不及婆羅門教的盛行。《法苑珠林》卷十四說:“齊建元(公元479-482)中番禺毗耶離寺有扶南國石像。”(《大正藏》第53卷第388頁中)闍耶跋摩在位時(公元484-514),有扶南國兩位僧人至中國譯經、依《續高僧傳》卷一所記: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雲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帕至都,住正觀寺……天監五年(公元504),被敕征召於楊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普通五年(公元524)因疾卒於正觀,春秋六十有五。”(《大正藏》,第50卷,第426頁上。)
 《僧伽婆羅傳》中又附記:
  “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Mandra,亦作曼陀羅仙Mandrasena)者,梁言弘弱。(公元503年)大齎梵本遠來貢獻,敕與婆羅共譯《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大正藏》,第50卷,第426頁中)。上舉三部經只是扶南所獻梵本一部分的翻譯。不家僧伽婆羅譯出的,依《歷代三寶紀》卷十一所說:“其本並是曼陀羅從扶南國齎來獻上”(《大正藏》,第49卷,第98頁下),有如上經論:
  《阿育王經》十卷
  《孔雀王遼羅尼經》二卷
  《文殊師利問經》二卷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一卷
  《菩薩藏經》一卷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密經》一卷
  《舍利旨陀羅尼經》一卷
  《吉祥經》一卷
  《十法經》一卷
  《解脫道論》十三卷
  《阿育王傳》五卷
  僧伽婆羅及曼陀羅二人,都是扶南國僧伽,在闍耶跋摩王時來中國譯經,並由扶南國持來多種梵文佛經獻上,這些事實都可證明當時扶南同時盛行信仰佛教。再從僧伽婆羅與曼陀羅所譯出的經典扌看,是梵文系大乘經論占最多。只有一部《解脫道論》屬巴利語上座部佛教系統。《解脫道論》為公元一世紀頃優波底沙(Upatissa)造,作者為巴利語佛教傳燈祖師之一,全論有十二品,論術解脫的要道,亦為覺音《清淨道論》的先驅。由所譯經典的內容推知,當時扶南信奉的佛教,是印度傳入的大乘佛教占優勢;如《文殊般若》、《文殊問經》、《度一切佛境界智嚴經》等,都含有般若中觀的思想。(詳見《扶南佛教考》,第19-23頁。)
  依《梁書》卷五四扶南傳記載,闍耶跋摩死於公元514年,庶子留陁跋摩(Rudravarman)殺嫡弟子自立。公元519年,留陁跋摩王遣使向中國獻天竺旃檀佛瑞像等。539年王最後的使者來中國,說扶南有佛發,長一丈二尺。梁武帝詔遣釋雲寶(伯希和《扶南考》,第43頁。考《南史》卷78,轉錄《梁書》之文,雲寶作曇寶,則其梵文似非Megharatna(雲寶),應為Dharmaratna(曇寶),伯希和庥曇寶為是。)隨扶南使者歸國,往迎佛發。
  真諦三藏法師,後來亦由扶南迎來中國,或於引事有關。《續高僧傳》卷一拘那羅陀傳:“拘那羅陀(Gunarata),陳言親依,或雲波羅末陀(Paramartha),譯雲真諦……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大同中(公元535∼545)敕直使張泛等,送扶南獻使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真諦遠聞行化儀規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民品。彼國力乃屈真諦,並齎經論……以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八月(馮秉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36頁注12:“大同十二年四月改元中大同,則大同十二年元八月,年月必有一誤。”)十五日達於南海。沿途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年(公元548)閏八月始屆京邑。”(《大正藏》第59卷,第429頁下)。伯希和、馮承鈞等,都認為雲寶或隨張泛同行。(1.《扶南考》,第43頁。2.《中國南洋交通史》第36頁注11。)佛發與真諦所齎來的經論同抵達南海郡。
  《歷代三紀》卷十一及《續高僧傳》卷一,都記錄真諦帶來中國的經論,如全部翻譯的話,共二萬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傳”(《大正藏》第49卷,第99頁上)。真諦所譯,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為其中少部。可證知當時扶南為東南亞強大的文化國家,佛教亦流行,存有自印度傳來豐富的梵文佛典。
  《續高僧傳》卷一真諦傳,附記有扶南國須菩提(Subhti),於揚州至敬寺,為陳主(公元557-581)譯大乘《寶雲經》八卷。這與梁時曼陀羅所譯的七卷,兩者少有差異,而大體一致。(《續高僧傳》卷一附於拘那羅陀傳,《大正藏》第50卷,第431頁上。)
  真諦三藏停滯扶南的期間,為留陁跋摩王在位,此王佛教甚為護法。而且依扶南自身的資料已獲證實,即在南圻巴蒂(Bati)的塔普羅(T’a prohm)寺境內,有一梵語碑文,殘留十一偈,而第七偈以下很難解讀。幸第三偈和第五偈中,知當時立此碑文的國王即留陁跋摩,其父王即闍耶跋摩,這正與中國的正史記載一致。其中第六偈表示留盅跋摩王歸依三寶為優婆塞,證知王乃一虔誠的佛教徒。第四偈記王“非為實現王權的義務,而為此世界的人實現為善的意向,”及“正法的虔誠信奉者。”這塊碑文,似為紀念寺院的興建者。再從該碑後面二首贊佛的內容看,學者們雖無法決定此時的佛教為大乘或小乘,但可斷定富有大乘的內容。(1.《扶南佛教考》,第27-28頁。2.《古代南洋史地叢考》,第139頁。)
  綜上所述,扶南國初興於公元一世紀頃,至公元五、六世紀國勢達於鼎盛,前後歷五百年,為東南亞大強國,也是最先和最重要的一個印度化的國家。在宗教方面,先是信奉婆羅門教,後來佛法亦同樣盛行,而且為佛教的重要中心。
  中國史籍中,自留陁跋摩以後不再記扶南王名。約在540年以後,扶南國都為真腊所攻陷,淪為屬國,扶南至此式微。其王系仍延存若干年,七世紀初還遣使至中國朝貢。公元627年,扶南完全為真腊兼並。(崔貴強編著《東南亞史》,第29頁,第58-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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